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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调查网讯：在神秘面纱背后，他们的尴尬、执着、无奈与困惑

3月25日，一场名为“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的内部会议在广州东风大酒店召开，与会者是广州18家主要调查公司的三十多个负责人。
　　在公众心目中，以婚外情调查、讨债、商业打假和信用调查为主业的调查公司们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称——“私家侦探”。这一称呼，无疑使人联想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些神奇而正义的形象。
　　然而，发展不过10余年的中国私家侦探业，已经开始出现步入泥沼的迹象。一方面未被承认的法律地位和时常超越法律界限的调查手段，使得中国的“福尔摩斯”们始终未能摆脱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行业准入门槛低，大量的无序竞争和恶意欺骗已经严重削弱了这个行业的信誉和利润。而这场座谈会，正是试图以行业自律的方式，解决后一问题。
　　本报记者以私家侦探业者的身份出席了这场会议，目睹和倾听了他们的冲突、争吵、无奈与困惑。随后，又展开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试图呈现这一时常被媒体和公众神秘化和娱乐化的行业的真实状况。

　　3月31日，刚刚帮人调查完债务人财产情况的私家侦探寥峰(化名)，笑着从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两张电话清单。凭着这两张电话清单，他帮委托人找到了“老赖”。
　　寥峰三十余岁，一对小眼睛看起来明澈而精明。他是为了拉住扮作顾客的记者的委托业务，才拿出这样的事实来说明他的调查实力。
　　两张打印清单一张是债务人今年1－2月份的通话记录，另一张是债务人1－2月份手机在广州各城区漫游过的电脑纪录。“从第一张里，我可以查到他和什么人联系最紧密；从第二张里，我可以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活动最频繁。这是我们寻找调查线索的起点。”
　　寥峰的能耐还远不止这些，他声称，只要得到调查对象的名字，他就能获得调查对象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车产、房产、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里钱款的数量，并且省内省外的人他都可以查。
　　在常人的印象中，这些个人信息记录大部分是保密的，连司法人员都要通过复杂的合法程序才能查询。但是，在“私家侦探”从业者看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手段。
　　“这种超越法律的做法由来已久，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样的行为伤害了政府与公众对调查业正确全面的理解。”资深的深圳知识产权调查员、行为法学研究者郑刚如是说。

　　电话清单的交易内幕
　　据称目前广州的调查业内真正有实力打出电话清单的人，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广州几十个调查公司获取电话清单的源头。
　　这种帮人查取电话清单、银行账户的“业务”其实已经在广州低端调查业内成了公开的秘密。
　　在广州九头鸟调查事务所的网站上，对这些交易进行了明码标价。标价单称：
　　广州市内手机，打三个月的清单需要800元，受委托后3天内可以获取，市外省内手机则要1200元；还可以帮助查到调查对象的详细地址、机主姓名、身份证号码，市内与市外省内的价格分别是700元和1000元；
　　提供车牌号码，则可以查到车籍内容与车主基本资料，价格1000元，1－2天可以完成；
　　只要提供调查对象的姓名，可以查到该人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婚姻状况、住址。
　　而如果提供需调查的公司名称、编号、个人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调查对象的“所有账号及存款”，价格需要“面议”……
　　知情人透露，目前广州的调查业内真正有实力打出电话清单的人，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广州几十个调查公司获取电话清单的源头。一般的调查公司在接到生意后，就找这几个能打出资料清单的人。这三个人在每份清单资料上，至少可以赚取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差价。
　　在3月25日召开的“广州调查业座谈会”上，以私家侦探业者身份参加会议的记者见到了三个人中的一个。
　　这是一位热情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如果你做的是商务调查，我想你来打这样的单子是最划得来的生意。你得到了某个公司老总的手机和固定电话，我们就可以打出他的电话清单，可以分析出他的客户源，他的行踪，这些信息你卖给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至少就可以赚几万元。这几千元的成本实在不算大。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家这样的公司的业务，就赚了好几万元。”
　　对于省外电话清单，他称也有特殊的渠道，不过价格要贵得多：“固定电话的长途电话最好查，五分钟就搞定。手机三天之内。至于小灵通，一般人根本打不出来，但我可以。手机短信清单非常危险，我们也担心万一被发现，所以虽然有客户要求，但基本没有打过，一万元只是我们的标价而已。”
　　“你问我为什么能够查到这些，这是因为我和有关部门的朋友有比较好的关系。这些生意我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你完全可以放心。”该年轻人对此不愿谈得过细。但他也表明，一张信息清单的钱，他只能赚一两百元的差价，最大一部分还是送给了“资源方”，“资源方”即是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真正掌控者。
　　对于神秘的资源方，这位年轻人也有一些看法：“老实和你说，做这样的生意也不容易。前几年我们只要搞定能够获取这些信息的普通职员就行了。但现在，有关单位对信息的管理严了一些，我们布线的成本就高了不少。有时资源方暴露了，我们就得重新布线。”
　　而另有几位参加会议的私家侦探建议，为了保障资源方的安全，最好行业里出个规矩，以后电话清单之类的不要直接卖给客户，只给客户需要的具体信息，“电话清单只在行业内流通，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利用率与单价，而且可以减少有关调查对象对资源方的投诉，减少资源方暴露的风险。”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我们的调查尽管从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当我们的努力确实帮助委托人讨回了合法权益时，道德与良心上是有满足感的。”
　　在网站上明码标价的广州市九头鸟调查公司，坐落在广州市建设大马路一写字楼内，有里外两间办公室。外间办公室有一台电脑、数张放着“调查员”牌子的桌子，里间是公司负责人李广的办公室。之所以称为“九头鸟调查公司”，是因为公司由九位湖北籍调查员组成。
　　李广也是湖北人，身高一米八，三十余岁，偏瘦，动作灵活，但看起来面容疲惫。在九头鸟调查公司的网站上，对李广的介绍是这样的：“主任：李广(现名)，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员，政协委员，曾任公共关系学校校长，警校招办主任，公安保卫干部学校校长。”
　　事实上，在中国的调查业当中，像李广这样出身于相关系统的调查员有很多。
　　行为法学研究者郑刚在其专著《中国商务调查报告》中的考证称，1992年国内最早出现了民间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其组成人员端木宏峪等几人是国内资深的退休刑侦专家。1993年后逐渐成为私家侦探明星的孟广刚原是沈阳一派出所所长，成都的魏武军是退役的优秀侦探兵。而广州最早进入调查业的陈德明(后创办了各安咨询调查公司)，亦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读于广州市公安学校，1980年开始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工作，1985年进入某国家安全部门工作。
　　对此，李广的解释是，这类调查员比较有调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只有这样背景的人，才能在1993年以来私家侦探所被禁止的情况下，仍能在夹缝中求得比较好的生存。
　　对于电话清单，李广有一番“007”式的理解：“我们认为，我们获取的这些信息，许多是委托我们的客户本来应该知道的，他们通过了解这些信息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确认了这一点后才接受他们的委托。而我们的调查对象，往往是干着违法的事。尽管从法律上看存在灰色手段，但我们的努力确实帮助委托人讨回了合法权益，道德与良心上是有满足感的。”
　　他回忆起去年11月份，湖南一家长向他求助，称女儿在广州打工，此前曾经要五千元钱，此后一个月杳无音讯，怀疑是陷入传销窝。他们提供的唯一线索是女儿当初打到家里的三个手机电话与固定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打电话清单的行为是正义的。”李广解释。根据电话清单显示的地址，李广终于发现了可疑地点，最后配合警方端掉了这两个窝点，发现求助者的女儿果然在其中。“这个女孩22岁，他的父亲拉着女儿的手就哭了。”　
　　然而，在业内颇有声望的李广，在广州调查业座谈会上说：“今年两会前，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提交，这个灰色地带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失了，我们得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生存与发展。”
　　事实上，李广们担心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建议稿出台于今年1月份，和他们直接相关的一条是：手机号、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都属保护法保护之列。按照这一草案的设想，国家应成立“个人信息保护办公室”，对于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目的、收集手段等等进行审核。而侵害他人信息，一般会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草案的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告诉记者：“发生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构成犯罪，国外有可能会判2至3年刑。我国怎么承担刑事责任，要援引刑法通则的一些具体要求，国外的做法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借鉴。这个草案可能会在近几年内通过。”　
　　对于目前的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周汉华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法律明确禁止的，只不过没有明晰的处罚。

保险公司不敢保的人群
　　“我们没有阳光下的调查，法律没有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地位，谁来保护啊。”李广感叹，这个行业风险太高，国内保险公司甚至拒绝他们参保。
　　一位叫顾志杰的调查员拿着家用摄像机，走到李广旁边，告诉他完成任务了。
　　顾志杰所说的“任务”是指他拍到了一男子包养二奶的证据。李广介绍，打电话单只是他们的副业，这类婚姻调查才是主业，约占到总业务的60％，这也符合广州其它小型调查事务所的业务构成比例。
　　“别以为偷拍很简单，上次我和小顾差点就丢了命。”李广说。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晚上，下着大雨，他和顾志杰一起跟踪一个包二奶的男子。男子与情妇在歌厅里唱歌，他们就窝在大雨下的小车内等。凌晨三点的时候，对方终于兴尽而出。“他们可能喝了酒很兴奋，车开得非常快。我们也加快速度，想贴着他们的车。在经过高架桥一个岔道口时，忽然横过来另一辆车。我一个急刹车，车子差点冲出高架桥。如果车冲出去，我俩就死定了。”李广心有余悸。
　　顾志杰听到这里，憨厚而阳光地笑起来。他高约一米八十，武汉大学体育系本科毕业，看上去二十六七岁，脸上略有青春痘，不像常人以为的私家侦探，倒像个大男孩。
　　“我们这些调查人员，都已经练得像骆驼一样，耐饥耐渴。需要跟踪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奔马。”顾志杰说。他最像马的一次是在今年1月份，他在白云山下发现调查对象正骑着摩托车离开。当时拦不到车，情急之下他拔腿就追，“我足足跑了一公里多，幸亏在修路，我没有跟丢摩托车。”他回忆，直到看着摩托车驶进白云山附近的一个小区，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最令李广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去年六月。一个东莞女人称丈夫迷上六合彩，厂里的资金都被丈夫拿出去赌了，她想查到六合彩的窝点。李广就装作买六合彩，到她丈夫经常去买码的摊点观察，并跟踪到了庄家，没想到他很快便被发现了，情急之下，李广只好躲进一个宾馆，迅速换了衣服，变换了发型。“那时，他们已经在宾馆门口守候了，我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走了出去。如果当时走不脱，一定死无全尸。”
　　李广的担心没有夸大其词。前年，北京一名叫黄立荣的民间调查员被发现后，被调查对象殴打致死。“黄立荣在跟踪偷拍时被打死的消息传出来，我的心格登一下，很难受。我们没有阳光下的调查，法律没有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地位，谁来保护啊。”　
　　李广想给自己和员工买意外险，但是，国内各大保险公司均以这个行业风险太高为由，拒绝他们参保。后来，他们找到了一家外资保险公司，“一开始，这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就查他们的文件，发现里面有一条，允许调查业人员投保。我们抓住这一点不放，他们才勉强同意了。”李广笑得有点辛酸。
　　
　　谁比谁走得更远
　　从一般诈骗案到贪污腐败案，到特大金融案，私家侦探们事实上常常涉足公权力范围的刑事案件。
　　“嘀嘀嘀！”和李广的交谈被他的手机声打断。
　　李广一接手机，说上几句话就无故掉线，如此接连重复几次。李广马上换上其它电话卡，发现可以正常通话，说明手机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有人在监听我的手机？”李广有些惊惶地自言自语。
　　李广称，这种防范心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了尽可能地规避调查风险，在3月25日的那次“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申明了几条行规：第一，坚决不接涉及刑事调查的案子，只能接民事调查，避免和公检法系统冲突；第二，坚决不接与司法人员、军警人员相关的民事调查案子；第三，坚决不在婚姻调查中拍床上镜头，因为这会严重地侵犯个人隐私，授人以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调查公司都能守住这个规矩。广州一调查事务所在记者保证不泄露公司名称的前提下，讲述了他们的一宗刑事案子。
　　“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刑事调查，委找人要求我们调查一个法官的贪污情况。”调查员回忆。去年上半年，广东某地方法院以极低的价格拍卖了一批被扣押的资产。原资产所有人认为，这批资产的市场价比拍卖价高出几倍，怀疑负责拍卖的法官与买主之间存在勾结。调查员发现该法官与买主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去吃饭和娱乐。于是，他买通两人经常去的几家饭店的服务员，然后叫服务员把数码录音笔带入包厢内。“我们经过几次录音，很快从他们的谈话中找到了具体的贪污线索，然后向有关政府部门作了举报。”
　　有的调查公司已经走得更远。中国侦探网作为最早进行国际化培训和国内最大的调查业网，2004年向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提供线索，并协助调查涉案金额达三亿多元的特大金融欺诈案。
　　而北京神探波洛调查公司的一位李姓调查员则在《北京晚报》上扬言，即使对公安部的通缉犯：“只要有一定的资金保证，我有六成把握抓住他们。”去年8月18日，他帮北京某知名出版社查清了一桩涉嫌一亿多元的图书诈骗案，协同警方抓获了诈骗嫌疑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对这种做法持保留态度：“私家侦探和警察组织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私家侦探业主要服务于公民的私人利益，即主要对付那些涉及私人权利和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他们不必遵从警察所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他们不必向公众负责，而只对其自己、职业、雇主和客户负责。”
　　而李广认为，这些私家侦探虽然涉足了刑事案子，但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而是向司法机关举报破案线索，所以没有和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发生冲突。